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在蕉岭共商农村综合改革和基层治理创新直茎蒿
2023-09-11 20:54:34 渑池农业网
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在蕉岭共商农村综合改革和基层治理创新
参与第十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的嘉宾参观三圳镇“一办一中心”之手机版“一册通”演示。
□南方农村报记者 胡新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农村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石，如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引人关注。
11月22-23日，第十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在广东省蕉岭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农”学者、政府官员、农民代表200余人齐聚一堂，共议“农村综合改革与基层治理创新”。广东省委农办主任陈祖煌、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等分别在会上作主题演讲和报告。
共同体内生需求推动治理创新
乡村治理伴随国家建设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而形成和发展，当下的农村治理正处于基于外生性制度安排向基于内生型需求推动的制度创新大变革之中。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
徐勇院长认为，我国现有乡村治理体系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外部性制度安排的特点。“一是基于现代化国家建构的需要，二是基于国家现代化汲取农村资源的需要。”
进入新世纪后，乡村治理创新路在何方？
“当前的乡村治理主要基于农村内生需要和动力。”徐勇认为，近些年，伴随废除农业税和建设新农村，农村大量公共事务产生于农村内部，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如土地流转、美丽乡村建设，大量内生事务需要农民共同处理，由此产生村民理事会、议事会等内生性、枢纽型组织，村务决策由村民共同参与决定。“应当充分发掘乡村内部的治理资源和动力。”
专家学者们认为蕉岭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的基础和核心是“协商共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周认为，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
部分。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乡村事务主要在共同体内解决。30多年来，村委会的主要工作是承接乡镇政府安排的行政事务，而不是处理共同体内部事务，以致乡村社会出现行政化特征强化、共同体特征弱化的倾向。为了重建乡村共同体、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一些地方已尝试发挥威望高、能力强的乡村贤达的作用，以期整合乡村共同体和激发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
农村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的现代化，农村治理是基石。
——广东省委农办主任陈祖煌
“以当前开展的土地确权工作为例，一些基层干部担心会引发矛盾。事实上，在开展最快的蕉岭、阳山等地，担心的事情并未发生。”陈祖煌认为，关键是充分挖掘了村庄内部的力量。
陈祖煌认为，在自然村建立村民理事会、设立章程，把德高望重的老人(老干部)等吸收进来，对村里的公益事务议事协商，是对村庄民主自治的补充和完善。
“权力下放，相信农民。”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这是当前农村综合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很多难题政府解决不了，让农民自己做却会做得更好。
“30多年来，农村改革的主线就是向农民赋权。”李周与党国英两位专家的观点不谋而合，“现在要赋予农民利用集体所有的农村建设用地经营城市的权利。”
自封为“基层生产队队长”的陈伟明县长，讲述了蕉岭在农村发展中遇到的困惑以及在基层治理机制建设方面进行的尝试，“在行政村试点协商议事会，扩大过去以户籍为主的参与范围，吸纳利益相关方参与，消除干部替民做主的情况。”
在国家治理研究方面造诣颇深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首次参加论坛，便觉得眼前一亮，“一直以来，在村级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方面存在供给问题，外部供给少、内部缺乏基本程序。在这里我看到了希望，这就是议事会--供给治理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的一个关键点。”
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小劲教授从协商民主的角度论述了基层治理模式的发展方向，“基层民主协商既有参与的多样性，在协商层次上还有渗透性，在共同体内部协商公共事务，实现协同共治。”
荣获十大“三农”行动者奖项的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江爱教授介绍，山西省一些地方在尝试按照农村内生需求设置行政机构，如设立农民之家、文化大院等，“农村治理要寻找合理的自治共同体，像蕉岭把祠堂理事会改造成村民理事会，就是为共同体建立起的文化纽带。”
产权与治权配套促农改向纵深推进
在讨论环节，众多学者、专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放在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上，并认为产权改革是农村综合改革中的核心环节。
徐勇认为，基于农村内生需要和动力产生的集体治权要与集体产权相配套。基层政府应基于农村内部需要加以改革，以公共服务为导向重塑政府，建立以政府公共服务为核心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从促进农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应解决的问题，阐述了对产权改革的建议。宋洪远特别强调，“只有完成土地确权，才能落实经营权，才能谈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
李周认为，现阶段农地制度改革应注重稳定性，一要减少集体成员之间的土地股权交易，二要把土地股权交易范围控制在集体成员之间，三要严格界定土地经营权流出主体的资格，以免多次流转对土地产权稳定性造成冲击。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认为，我国农村制度设计依然是在城乡
二元结构的背景下作出的，土地制度改革应该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推进。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当前无论是研究还是改革，都是把农村作为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改来改去陷入泥塘，农村改革应把农村纳入国家层面来开放性思考。
党国英认为，农村治理按一套、城乡治理按另一套，是行不通的。